在居家养老和养老院养老之外，如何找到一条更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福祉，也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后劲。

　　“银发潮”之猛

　　来自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2.12亿，其中15％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曾对中国的养老模式做过一次专项调研，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缪瑞兰指出，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需27年就可完成这个过程。

　　“在世界范围内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未富先老现象。西方国家的老龄化程度虽然高于中国，但是它们的富裕程度也远远高于中国。”缪瑞兰说。

　　更令学界担忧的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孝道”和家庭养老，但是落实这种“孝道”的现实基础却在逐渐弱化和动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如今中国主流家庭结构已转变为只有一个孩子，这意味着年青一代的养老负担将变得非常繁重。此外，人口流动的加快导致代际分离现象日益突出，中国有相当多的老人独守家中，成为空巢老人。即使是与父母同居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也因高强度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而很难抽出时间给予父母更多陪伴。

　　养老院之痛

　　近年来，在国家扶持政策和市场机遇的刺激下，各类社会化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然而，就在养老日益成为资本竞相追逐的“朝阳产业”的同时，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养老资源分布不均衡、养老专业护理人员短缺、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渐渐暴露出来。

　　记者了解到，当前护工群体主要构成为进城务工人员，专业度不足。而我国护工专业也仅开设三五年时间，面临招生困难、师资不足、教材缺失、认可度低等问题。为此，护理人员培训成为不少民办养老机构的“自选动作”。

　　养老服务法规的缺位也是困扰养老行业的一大问题。福建安心民办养老院院长宋达说，养老院多是风险高发群体，出险率极高，但当前涉及养老机构纠纷多参考《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缺乏明确法律支持，导致现实中因养老服务发生的纠纷往往因参考法规的不同而结果悬殊。

　　养老保障之误

　　“我们现在的养老还是强调家庭责任，没有解决养老由国家承担的主体责任。如果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就会发现，针对老人的服务应该是福利性的、社会性的，只有利用社会化的机制才能实现风险共担和代际补偿，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刘继同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养老困境，最核心的议题就是要明确养老的责任归属。

　　由于老龄人口大都受到慢性病的困扰，老年人最需要的是康复性医院。但在国内，除非是做手术或罹患重症，否则老年人很难等到住院治疗的机会。刘继同认为，中国不仅缺乏医养结合的机构，而且也缺少提供临终关怀的医院，因此加快医疗机构的多元化发展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专家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养老模式上应该借鉴国际经验，比如与中华文化渊源很深的新加坡就利用税收优惠对奉行居家养老传统的家庭给予鼓励，凡是与老人合住的家庭都会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而计税则是以家庭收入做标准，充分考虑家庭的收支需求，而非个人的收入水平。

　　上海幸福9号老年乐园董事长王振认为，中国应效仿西方国家的做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养老医疗社会服务产业。他说，与其由政府出资办养老院，质量参差不齐，不如由政府补贴市场来建设养老机构和日间看护机构，而补贴的标准则取决于政府、社会以及老人、子女对这些机构运营质量的评级和监督。

　　养老保障并非一个“无底洞”，这是探索中国养老模式必须改变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社会福利不仅商机无限，而且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正面影响，这是受访专家和业界人士的共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