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智利、新加坡等国家不同，中国老人养老基金、财产性收入较少，老年就业参与率较低(无法计算灰色劳动市场)。西方国家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在芬兰，老龄人口的收入中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15%、劳动收入约占12%、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73%；在美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38%、劳动收入约占34%、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28%；在日本，财政转移支付的福利约占48%、劳动收入约占10%、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约占42%。这些国家的老龄已经拥有养老资产和一定的人力资本，依赖家庭供养的情况很少。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不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即使是在相对较高的北京，平均每月也仅为2773元。很多老人退休后的收入，要比在岗工作时明显“缩水”。老年人辛苦了大半生，养孩子、还房贷，积蓄不多，退休后除了房产这笔财富外，现金收入减少，但请人照顾、看病吃药等花费有增无减。而且，现在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一对年轻夫妇上面有4位老人，养老全靠子女显然也不切实际。

　　中国农村老人拥有土地经营权，城市老人拥有福利房产(包括分房和购房)，如何将其转化为中国老龄人口购买老年服务和老年消费的能力，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以房养老”在国外已成熟运行，在我国也已提倡多年。通过“以房养老”，老年人可以将自己的房产抵押或转让给银行、保险公司或专业养老机构，由这些金融机构支付老人的养老费用，以解决老人们的养老金不足问题。

　　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国家在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以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0%以上，其消费总额占总消费额的比重为25%~30%，甚至更高，老龄人口高消费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然而，中国、韩国和巴西几个国家的相关比重则相对较低，目前低于10%。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但他们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

　　然而，在这几年的实际运行中，“以房养老”市场规模一直很小，除少数金融机构开展外，大多机构仅仅在观望。即使已经开展这项业务的银行，也是鲜有人问津，申请者寥寥。不少老人对“以房养老”机构不信任，不敢轻易把房产抵押出去。“以房养老”机构的信用确实是个大问题。目前，我国市场上还缺少成熟、专业化的商业机构来开展这一业务，机构和客户之间很难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加上一些地方曾出现过在和老年人正式签约之前，机构将老人的房产提前出售，使老年人权利受损，更令老年人望而却步。

　　政府如果开展“以房养老”的机构提供担保或者再保险，以政府信用增强商业机构和老年人之间的信任，同时加强对这些商业机构的监管，可以防止出现损害老年人利益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