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嫌是法治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程序，可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一说，这恰恰是严重违背了法治理念中的“回避”原则。

       有一次，我与一个儒家学者探讨孔子的那段亲亲互隐的文字。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是正确的。他说，难道你要鼓励告亲吗？中国“文革”时告亲把中国告成了什么样？这种历史悲剧。言辞之间可谓振振有辞，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

       我只是笑笑告诉他，孔子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既不用亲亲互隐，也不用鼓励告亲。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必须避嫌。在法律上，父亲偷人家的羊，儿子就没有权利作证。既不能够作偷羊的证明，也不能够作父亲没偷羊的证明。很简单他的儿子必须在这个案件中执行回避原则。这个伦理问题就轻松解决了。

       然而，在中国，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非常严重。比如举报信，常常经过几经周折，最后还是回到了被举报人手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既是控诉人，又是法官，这样的案件怎样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