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一直不明白什么是临终关怀志愿者，前阵子小编在网络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大学生放弃优厚待遇的工作，而去转做临终关怀志愿者的一篇采访报道，她就是杨伊宁，这位32岁的女子，4年前加入了国内首个临终关怀公益组织——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中心”，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姑息治疗科担任临终关怀志愿者。2年前，见证太多生死的她辞去工作，开始了一个人的背包行走。5个月前，她又开始了另一段旅行——采写一本关于生命故事的书。

　　以下是小编摘录下来的记者和杨伊宁的问答，或许从这次采访中，你会了解到临终关怀志愿者的真谛：

　　新法制报：什么是临终关怀?

　　杨伊宁：临终关怀不是一种治愈疗法，它既不促进也不延迟病人死亡，而是提供一个支持系统，使病人在临终前过一种尽可能主动的生活，个人尊严不因生命活力降低而递减;同时使病人家属正确、从容地应对病人生存期间的情况以及自己所承受的伤痛。

　　现在“优生”谈得非常多，但对于死亡，人们心存忌讳和恐惧，显得沉重、痛苦甚至有些滑稽。我们看过很多被剥夺了“自主权”的病人。比如有个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晚期肺癌病人，医生向家属建议放弃抢救，因为即使抢救过来，也活不了多久，并且非常痛苦。但家属的意见是尽力抢救。最后，那个病人躺在ICU，全身插满管子，活了不到36个小时。

　　“优生”很有必要，“优死”也很有必要，可以减轻离世的痛苦，让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地谢幕。也因此，临终关怀诞生至今不到50年，便从发源地英国走向了全世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法制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的?

　　杨伊宁：我从小就对生死的事情感兴趣。2011年底，我在一位心理咨询师的微博上，看到了全国首家临终关怀公益组织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中心”招募志愿者，就立刻报名了。在接受了半年的培训后，每周日的下午，我便去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姑息治疗科，陪伴那些晚期的癌症病人，帮他们打开心结，协助完成最后的心愿。

　　新法制报：临终关怀，意味着要和服务对象共同面对死亡。你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个选择?

　　杨伊宁：那时候已工作多年，我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打拼，感觉前面空空的，背后也什么都没有。这种空虚感让我感到可怕，我决定改变。

　　更好的职场发展，赚更多的钱，这些在看得见的未来都可以实现，但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时并不知道。我需要一个出口，或者说是一种突破。

　　新法制报：在从事临终关怀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你遇到过什么障碍吗?

　　杨伊宁：障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面对死亡，如果说一点也不害怕死亡，那是假的。哪怕心理做好了准备，但真的踏入病房时，感觉大不一样。有一次，我服务一个女病人，她患了乳腺癌，整个胸部都腐烂了，推门进去，恶臭扑来。我心里直害怕，当时一咬牙，硬着头皮去帮忙换纱布。后来做着做着也就习惯了。

　　另一方面是面对病人的质疑。有一次，一个病人刚见到我们时，对我们大吼大叫：“你没死过，又没得过癌症，你才二三十岁，有什么资格来陪伴我的最后一段路!”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大多数人在临终的时候都会愤怒、难过和不舍。这些只是他们情绪发泄的方式。

　　新法制报：期间你遇到过怎样的故事?给你怎样的感触?

　　杨伊宁：故事很多，其实有时候在病房里会发生一些温暖的故事。

　　有一次，有个病人特别想吃家乡的食物，医生说不能进食。于是志愿者找了亲戚做了一锅家乡菜，送到病房去，让躺在床上的那位病人闻一闻，他满足地笑了很久。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的生命不到一星期了，他突然提出一个心愿——帮他找到帮助过他的邻居，留下一段影像。我同另一个志愿者花了好大功夫，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那个午后，大家第一次见到老人笑，破天荒地听他在絮絮叨叨。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帮助他们。其实不是我在帮他们，而是他们在拯救我。他们让我发现生命短暂，开始重新和家人建立沟通。我把20多年前去世的外公写的回忆录找了出来，打印成册分送给家人。一位姨妈收到后告诉我，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另外，做了志愿者后，我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过去特别喜欢看名人传记，总觉得只有轰轰烈烈的生活，才让人觉得没有白来世间一趟。但当我坐在病房里听临终者回顾一生，才发现再平凡的生命，都是一部史诗。

　　以上是这次采访报道中的部分问答，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临终关怀志愿者到现在可能都很少能被人接受，但是，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多么伟大的事情，陪着需要的人度过最后的时光。